将研究与临床工作结合起来的医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病人身上得到启发，探索为所有人提供护理的潜在更好的方法。
以玛丽·希金斯教授为例，她是都柏林霍利斯街国立妇产医院(NMH)的产科顾问和妇科医生，也是都柏林大学学院(UCD)的副教授。她参与了一项大型研究，该研究使用人工智能(AI)来识别女性患子痫前期的风险。子痫前期是一种常见且不可预测的妊娠并发症，可能危及母亲和婴儿的生命。希金斯不仅回忆起一位患有子痫前期的“可怕”经历是她进行这项研究的部分动机，而且她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疾病。
这名女子在怀孕期间被告知要从迪拜飞回都柏林，但随后在飞机上出现了子痫前期的不适。当她到达妇产医院的时候，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的小女儿死了。
“很明显，她在回头看并说，‘如果我没有登上那架飞机……如果我能早点进医院，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AI_PREMie研究的希金斯说，该研究由爱尔兰科学基金会支持，由都柏林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帕特里夏·马奎尔领导，涉及都柏林所有三家妇产医院。他们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根据孕妇在妇产医院预约就诊时采集的血液样本，预测她患子痫前期的风险。
其目标是在五年内建立一种测试方法，“这将是惊人的”，希金斯说。虽然她自己的经历并没有以悲剧告终，但她仍然记得“女儿出生前那一周左右的不确定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要孩子。”
她的孩子伊维(Evie)在31周大的时候出生，并花了9周时间进行新生儿护理。
为了纪念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希金斯是三位女医生之一，她们向《爱尔兰时报》讲述了她们在一家繁忙的妇产医院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乐趣。这不仅使他们所照顾的妇女和婴儿得到了改善，而且还使他们的个人满足感大大超出了医院的高墙。
希金斯和她的产科医生同事菲奥努拉·麦考利夫教授都是NMH的学术顾问。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分配在都柏林大学的临床工作和研究/教学。但对于医院的新生儿学家、UCD的副教授安娜·柯利(Anna Curley)博士来说，研究是在她的“业余”时间进行的。她并不是在抱怨。
“我的处境真的很好。我热爱临床工作;我不想从那转移到学术上。我想回答一些临床问题。”
一些人可能会发现医务人员谈论的“试验”令人不安，并想象这意味着他们不太确定哪种治疗方法最好。但是柯利建议任何地方的病人都要提防那些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医生。
“如果你要选择去哪家医院，我建议你选择一家有良好声誉的医院做研究，”柯利说。它表示鼓励并使员工能够质疑自己和工作实践。这就是医学进步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患者在研究试验中表现更好，无论他们是在治疗组还是安慰剂组。
“能让你在临床医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是你工作的背景精神，”她说，并向NMH重症监护室的首席护士希尔达•沃尔(Hilda Wall)致敬，她说:“她是一股神奇的自然力量”，“完全负责该病房的精神”。
希金斯说，当她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都柏林大学医学院时，“过去人们常说，如果你取得了6年的资格，你就过时了。他们说这是18个月后的结果，因为研究变化太大了。”
好吧，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应该这么做吗?
柯利与人共同领导了一项大型研究试验，她在做初级医生时就对一个手术过程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好吧，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应该这么做吗"的案例?研究结果甚至让她都感到惊讶，因为她强调了早产儿的潜在危害，因此，未来的生命将被拯救。
The Book Club: The Herd - Emily EdwardsPlaNeT-2研究观察了给早产儿输注血小板的门槛。这通常用于治疗出血，但也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用于那些没有出血但血小板水平较低的婴儿。她解释说:“理论上，如果给婴儿注射血小板，他们就不太可能出血。”出血会导致婴儿死亡或发展为脑瘫，所以医生会给婴儿注射血小板“以防万一”。
试验设计时，柯利正在剑桥工作，英国和爱尔兰的大多数医生在早产儿血小板下降到一定水平(25×109/L或50×109/L)以下时，给他们注射血小板。在美国，医生倾向于用更高的水平来治疗。
这项试验的目的是评估等到血小板下降到25岁时输血是否和在他们50岁时输血一样安全。两者都是可以接受的临床实践，但她想知道是否其中一个更好。
在6年多的时间里，在英国、爱尔兰和荷兰的43个中心招募了大约660名早产儿进行试验。每个人的血小板水平都是随机分配的，或高或低。然后比较两组间的死亡率和大出血率。
“作为研究人员/临床医生，我们认为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避免婴儿获得不必要的血液产品，”柯利说。她在爱尔兰长大，当时人们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所以她对血液制品持谨慎态度。
事实上，该试验证明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等到血小板下降到25岁，而不是在50岁时干预。研究发现，在50岁(阈值较高)的一组中，26%的婴儿死亡或出现大出血，而在年龄较低的一组中，这一比例为19%。
“如果我们在25岁而不是50岁治疗，我们治疗的每14个婴儿中就有一个不会死亡或大出血，”柯利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区别。
在谈到这项研究时，她不想吓退人们对为早产儿输血血小板的想法。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挽救生命，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不是必要的，或者可能会造成伤害。”这是针对需要的地方量身定制治疗方法，并将副作用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经常被问到血小板造成伤害在生物学上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从生物学上讲，它们不会有其他影响是难以置信的。”
2019年，在大流行开始前不久，这项试验的结果发表在了颇具影响力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由于Covid-19，柯利和团队没有立即获得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后续机会，尽管Zoom提供了帮助。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她将在一个在线会议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名与会者发表讲话。
“你可以向800人讲述这项研究，并鼓励他们做出改变。”她认为激励和合作的能力是领导研究的关键技能。
我并不认为你应该把家庭主妇的技能运用到研究中，但如果你有这些技能，那就好好利用它们
“你必须把人们拉到你身边，”柯利说，她认为女性天生更善于合作。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得送孩子们去上学，那么你的激励能力就得到了很好的磨炼，作为三个孩子(分别为14岁、11岁和10岁)的母亲，她打趣道。“我并不认为你应该把家庭主妇的技能应用到研究中，但如果你有这些技能，就应该使用它们。”这是关于“人类接触;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更大的事情”。
希金斯说，十年前，她会同意女性更擅长合作。她笑着说:“年纪越大，我就越觉得‘男人很棒’。”她解释说，她已经学会欣赏拥有多种不同观点的价值。“有时这是一种痛苦，但对照顾病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柯利的团队正在跟踪两岁的试验婴儿，已经看到低分组的孩子在那个阶段也表现得更好。与此同时，他们已经获得了120万欧元的拨款，用于下一轮的研究——PlaNeT-3，以确定捐赠多少血小板。
柯利当然想成为NMH里最好的医生，但她说:“研究能带来更大的改变。”“我可以帮助美国、德国、俄罗斯、中东或任何地方的婴儿。”
麦考利夫教授是都柏林大学围产期研究中心的主任，她于2014年在NMH创立了该中心。她说，这使得不同学科的医院工作人员和研究科学家能够走到一起，“解决怀孕问题，改善怀孕期间的营养和健康”。
在她的主持下，一项将于4月发表的研究探讨了怀孕早期饮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潜在联系。在生理和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加上社会和家庭动态的变化，孕妇情绪低落的风险增加。他们也更容易受到营养缺乏的影响。
由卡拉·耶尔弗顿领导的这项研究基于1500名怀孕早期女性的大样本。研究发现，摄入纤维、某些维生素B和叶酸与良好的健康状况相关。“认为叶酸、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可以改善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特别是在怀孕早期，需要大量的调整来适应新情况，”麦考利夫说。
NMH与韦克斯福德、基尔肯尼和穆林加的妇产医院正在进行一项“继续”研究，研究如何提高体重较高的妇女的母乳喂养率，这些妇女可能面临生理和心理问题。
McAuliffe说:“这有很多生物因素——首先，更大的乳房和更大的乳头，所以很难抱着婴儿。”“有证据表明，体重较高的女性体内分泌的降低泌乳激素和催乳素较少，所以她们的泌乳量更少，这就更难了。”
许多爱尔兰女性，不管她们的体型如何，都不喜欢母乳喂养。早期的研究着眼于帮助体重指数较高的女性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的因素。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支持的伴侣，以及社会现在对当众母乳喂养更加开放的感觉。
根据这一发现，NMH为伴侣开设了一门关于母乳喂养的特殊产前课程，而在此之前，母乳喂养课程只针对女性。希望这能让伴侣更好地理解可能面临的挑战，并使他们能够支持女性不要放弃，而不是建议给孩子一个奶瓶。
Latch On的研究正在研究这一课程，以及产后在医院一对一哺乳支持和六周后的随访咨询的效果。研究结果将于今年秋季公布。
在围产期研究中心有两个活跃的患者群体，它们都来自2007年的“Rolo”研究。该研究招募了800名怀孕早期的母亲，并随机将她们分配给低血糖指数(GI)的饮食，比如棕色面包和米饭等，或者继续她们的日常饮食。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观察食用更多的低GI食物是否会减少出生时的超重，从那时起，这些母亲和孩子就一直被跟踪研究。
研究人员每年与罗洛父母咨询小组会面，看看他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什么兴趣。最近，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年轻人罗洛咨询小组，由9到11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组成。
麦考利夫说:“我们正在和他们讨论在一项研究中是什么感觉，哪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这是利用耐心灵感的另一种方式。
